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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20-03-18 10:00:22 来源:善本古籍 作者:刘明

郑振铎旧藏殿本《毛诗》的文物价值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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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图书馆藏有两部清乾隆四十八年(1783)武英殿刻本《毛诗》,系同版摹印,其中一部系郑振铎旧藏(以下简称郑氏藏本),北京图书馆编《西谛书目》著录,版本定为“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相台五经刊本”。此部装为两函十册,蓝布纸板四合套,函套有黄绢质料题签,签题内容为“毛诗郑笺,第二函”,第一函的签题已佚去。另一部装为一函十册,亦为蓝布纸板四合套,钤满汉文合璧“学部图书之印”、“南陵徐氏仁山珍藏”和“京师图书馆藏书记”三印,清徐仁山即徐乃昌伯父旧藏(以下简称徐氏藏本)。此殿本《毛诗》行款版式为8行17字,小字双行同,白口、四周双边,对黑鱼尾,有书耳,书名题“诗几”,版心上题“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本”。

两部《毛诗》虽出于同版所印,但版框尺寸略有出入,郑氏藏本为21.1×13.6cm,而徐氏藏本为20.5×13.5cm,可能书版由于受潮等原因而出现“涨版”现象。另外用纸也不同,郑氏藏本似为竹纸,而徐氏藏本应为开化纸,说明同属武英殿所刻也会有差异。武英殿除刻《毛诗》外,尚刻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和《春秋经传集解》四种,皆翻元相台岳氏《五经》本。此殿本《五经》并不稀见,笔者也曾在古籍目录中注意到,但一看是殿本便不自觉地产生轻视,也懒得目验原书。编目中遇到此部《毛诗》,尽管属于《五经》的零种,但它保留了原本的天禄琳琅藏印,大开眼界。总起来说,殿本《五经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其一,翻自清宫天禄琳琅旧藏元岳浚本,而存贮于昭仁殿后庑“五经萃室”的岳本《五经》,则因嘉庆二年(1797)的宫火而焚毁,故藉殿本可略窥岳本《五经》的旧貌。其二,逐一原样摹刻岳本《五经》的印章,包括原书收藏印和天禄琳琅钤印,据以可清楚岳本《五经》的递藏源流,更重要的是可推知乾隆年间天禄琳琅珍本入藏的细节性问题。兹即以郑氏藏本《毛诗》为例,重点谈谈第二方面的价值。

此部《毛诗》,第一册书衣贴有纸质题签,签题“毛诗郑笺,御题宋版诗经诗,卷一、二”。第二册至第十册,签题无“御题宋版诗经诗”,题“毛诗郑笺”和卷第,每两卷装订为一册。每册黄绢质料包角。据此部函套的题签用料和签题格式,以及书衣的题签,应属宫内原装无疑。摹刻天禄琳琅藏书印有三方,即椭圆印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、方印“天禄继鉴”和小方印“天禄琳琅”。此外,乾隆《题宋版诗经》末摹刻“古稀天子之宝”和“犹曰孜孜”两方印,每册首、末均摹刻“古希天子”圆形印。根据摹刻印章的位置,知原书因卷一卷端叶右上角已有“晋府书画之印之印”,故将“天禄继鉴”钤在左上角。然自第二册卷三始,每册yabo88app下载“乾隆御览之宝”和“天禄继鉴”两印的钤盖位置同今所见天禄琳琅后编藏书。同样,每册末叶“乾隆御览之宝”和“天禄琳琅”两印的钤盖位置也同后编。有所区别的是原书副叶不盖乾隆大中小三套玺印,说明原书是乾隆年间入藏的天禄琳琅书,而非后编书。另外,版心明确题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“仿宋本”,也指明了原书的入藏时间在四十八年之前。天禄琳琅前编藏书完成于乾隆四十年(1775),习称“前编书”,但此钤印特征却又并不属于前编书,隐约透露出乾隆年间的天禄琳琅珍本入藏还存在不同于“前编书”的阶段。

天禄琳琅前编藏书毁于嘉庆二年宫火,至今未能发现一部明确属于前编书的藏本。但前编书的钤印,《天禄琳琅书目》中有记载,如《天禄琳琅鉴藏旧版书籍联句》云:“盘螭玺叠登璚府”,小注云:“每部用乾隆御览之宝及天禄琳琅两玺。”此句诗为乾隆御制,作于乾隆四十年。又《天禄琳琅书目·凡例》云:“诸书每册前后皆钤用御玺二:曰乾隆御览之宝,曰天禄琳琅。”钤印的规制,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清康熙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本《鬳斋考工记解》,书中有馆臣签条,记此本因版本问题而撤出,实即自前编书中撤出,断定所钤的大朱方“乾隆御览之宝”和小朱方“天禄琳琅”即属前编书的钤印特征。经清华大学图书馆刘蔷老师的调查,存世有数部此种钤印规制的藏本,均不著录于前编书目,称为前编书的“目外书”。

实物证明,前编书还有另一套规制的钤印。现存有一部乾隆内府抄本《天禄琳琅书目》,所钤为椭圆形“乾隆御览之宝”和小朱方“天禄琳琅”两印,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甘肃省图书馆均有藏。众所周知,《天禄琳琅书目》是前编书的书目,编成于乾隆四十年,在入藏上与前编书同储昭仁殿,推知前编书有两种规制的钤印。国家图书馆藏另一部清康熙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本《鬳斋考工记解》和明刻本《大学衍义》,即均为此种规制。所以,鈐印不属于上述两种规制的不宜视为前编“目外书”,更非前编书。

武英殿所翻岳本《五经》,据摹刻印章,只有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一部原书钤大朱方“乾隆御览之宝”和小朱方“天禄琳琅”,而《毛诗》等四部则是椭圆形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、朱方“天禄继鑑”和小朱方“天禄琳琅”(钤在书尾)。原来乾隆皇帝得元相台岳氏刻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和《礼记》,独阙《春秋》,命人自前编书中查检,果得岳氏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,遂撤出昭仁殿,与其它四经储于昭仁殿后庑的“五经萃室”。《国朝宫史续编》有《圣制五经萃室记》一文即记此事,明确称“兹撤出昭仁殿之《春秋》,以还岳氏《五经》之旧”。按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并未著录岳氏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,故撤出时间当在乾隆四十年之后,是以前编“目外书”的方式存储在昭仁殿。所以,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的钤印属于前编藏书的特征,与《鬳斋考工记解》相同。乾隆又有《圣制题五经萃室岳珂宋版〈五经〉诗》,作于乾隆四十八年,推断岳氏五经萃于一室的时间肯定不在乾隆四十年之前,疑就在乾隆四十八年或之前的数年内,也就是说岳刻四经入藏天禄琳琅的时间是在乾隆四十年之后。而恰好与前编书所钤的印章也不同,增钤“天禄继鑑”一方印,一律盖椭圆形“乾隆御览之宝”印,从“继鑑”之称可以揣测乾隆皇帝有继续甄选善本入藏天禄琳琅的意愿。按《圣制五经萃室记》云:“天禄琳琅之书久成,所录诸书皆以四库分类,架贮昭仁殿。其丙申以后所获之书,则别弆于御花园之养性斋,以待续入。”“丙申”为乾隆四十一年(1776),恰为前编书完成入藏的第二年,但宫里仍续得珍本,别储于养性斋,目的是待成一定规模之后再行“续入”天禄琳琅。而岳本《五经》别储“五经萃室”正是“续入”的一种方式,在入藏上属于乾隆四十年之后的天禄琳琅“续入”书。而郑氏旧藏《毛诗》的价值就在于以实物的形式(也包括其它三经),反映了“续入”书的钤印特征。因为直至乾隆六十年(1795),乾隆皇帝方退位,所以此段时期内的“续入”书,不钤后编书副叶常见的包括“太上皇帝之宝”在内的三玺。存世也有“续入”书诸种,如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嘉靖三十七年(1558)吴思贤刻本《文选类林》等,惜此部分书还未能充分加以揭示。

综上,乾隆、嘉庆年间的天禄琳琅藏书分为四个阶段:乾隆为帝时的前编书(包括目外书)、续入书,乾隆为太上皇时的后编书(包括目外书),以及乾隆驾崩之后嘉庆为帝时的入藏书。目前,两岸故宫和国家图书馆正在合作编辑出版“天禄琳琅现存书目”和“天禄琳琅图鉴”两个项目,笔者均有幸参与。此前刘蔷老师也出版了学术专著《天禄琳琅研究》,这都会对清宫天禄琳琅藏书的整理和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。拙文提出的天禄琳琅入藏“续入”书的阶段,对重新区分现存的天禄琳琅藏书,进一步了解天禄琳琅藏书的历史,乃至于正在进行的合作项目,或许都会有所参考价值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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